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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国外城乡二元并存，最低行政区划为城镇，学者总结经验规律直接称为城市化；国内根据县、镇（乡）、村多级行政区域划分特点，学者在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成果显著。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为 57.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60%。我国城镇化在量的方面取得了一定优势，质的方面却出现了宏观结构性矛盾，如城镇率虚高、城镇发展方式粗放、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如何用体制机制创新保障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良性发展，关键核心还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微观着手，不只是单纯的完成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转移，而是如何解决新城市人口的就业安居、养老医疗、社会融入、社会保障等复合性问题。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全面系统的考虑一些基础环境因素：一是政策方针。如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改革开放前，城乡人口流动有限，户籍制度比较严格；改革开放后，城乡人口流动频繁，户籍制度较为宽松。前者是严格的一定条件上的人口转移，后者是鼓励的较为宽松的人口转移。二是人口结构。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值较大，流动人口数量较多。另一方面老龄化加快，城市更多岗位需要青年人才去补充，当下各大城市抢人大战或许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城乡人口相互转移，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转移，当然也有少部分农村人口从城市回流到城镇乡村，我们常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三是经济情况。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变少，如何合理调整与布局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工从工农业向服务业过度，势必会影响人口转移。这一系列的宏观环境调整无疑需要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共治，并且大的政策调整与产业改造往往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印证成果。农村人口作为城镇化主体，他们在城市与乡村频繁流动或转移，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处境又如何？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度虚拟数字化的今时今日，笔者想从媒介视角出发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农民工媒介素养对于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积极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缩限一个概念后再来开展话题。虽然农村人口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但我们优先讨论的应该是进城务工的那一部分群体，即我们常说的农民工。当然这也并不能代表我们未考虑农村的留守老人与儿童，毕竟从媒介要素考虑，常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因亲缘关系，过节返乡时其行为模式必定会对留守人口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并且留守老人与儿童还存在农民工身份转换潜质。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的界定为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的农业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将农民工单纯的错误定义为“建筑工人”，其实部分未落户城市的企业主、高级白领、服务业人员也涵盖在内，只不过持农村户口的企业主、高级白领已趋于城市人口的行为与价值观念，人数不多，其表征对于研究农民工的共性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另外，还有学者从地域与年龄两个维度对农民工细分，地域方面分为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与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年龄方面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以1980年为分界，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则为第一代农民工。

一、现状调查

我们引用《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通过数据比对，深入科学了解农民工人口数量、年龄构成、文化程度、就业行业、平均收入等横向宏观面，以及在纵向维度上，近些年来农民工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5%。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与上年持平；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6.6%、6.2%和11.3%，分别比上年提高0.2、0.3、0.2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虽然较低，但占比在逐年提高。

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长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4、0.4和0.1个百分点；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1.2、2.9和1.0个百分点。

二、现实困境

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和务工，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工作、学习、交友等方面情况如何，我们将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层面解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境。

（一）经济层面

农民工缺乏技能，就业范围一般在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与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居民服务、修理、交通运输、快递、住宿餐饮服务，如装修维修工、清洁工、保姆、餐厅服务员等。这类工作普通脏、累、险、差，工作时间长，劳动比值不高，缺乏城市基本社会福利保障，最为严重的是雇主还可能经常迟发或欠发薪水。还有两个维度需要考虑：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工资收入水平较第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二是近年来东部地区农民工输入人口降低，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但工资增幅较小；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输入人口提升，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工资增幅较大。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以保证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农民工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才可能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精神作更高的要求。如生活水平提升（吃穿住行）、精神文化享受（听音乐会、戏曲表演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而言，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同时，更多的人可能还需要考虑父母子女以及家庭的重担。

（二）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主要从生活交友、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一是生活交友。农民工就业一般通过亲缘、业缘、地缘，以熟人群体聚居为主，企业资本工厂对选扯的控制更加固化了农民工生活环境的闭合圈。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生活圈子主要以熟人同乡小范围为主，与外界人群接触较少，好在网络社交工具的无边界交流令此现象有所缓解。二是社会保障。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总体仍然偏低，“五险”中的工伤保险比例最低；由于没有本地户籍，受入学费用高、无人照顾、升学难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子女往往无法跟随父母在务工地就学。近几年，各地入学政策向农民工子女有所倾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务工地就近入学问题稍有缓解。三是政治参与。农民工无法参与务工当地的社区管理，远赴千里回乡参与基层选举成本又太多，导致农民工的政治冷漠，同时他们的政治参与目的性强，私利意识严重。第一代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通过集访、罢工、自残自杀极端行为等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逐级信访、工会、媒体曝光、司法途径、纠纷双方协商等制度化利益表达诉求增多。

（三）心理层面

心理层面上的融入主要为农民工对城市文化价值观念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一是农民工长期租住城市，缺乏稳定住所与个人、家庭、群体和谐互动的“生态圈”，小范围的熟人同乡圈子很难形成对城市文化价值认同。二是农民工随时面临失业的危机，收入减少，生活质量下降，对前途感到迷茫。同时，远在他乡的农民工远离家庭家人，面对压力无处诉说释放、长期性苦闷、性压抑等问题，非常容易导致心理寂寞、沉迷网络，与外界交流困难。三是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了解不认同，双方存在认知隔阂，甚至部分城市居民带有歧视农民工意识，更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误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价值观念趋同，渴望扎根融入城市，其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参加工作以后，逐步认清社会现实回归理性，他们在受挫与迷茫时通过高消费逃离回避现实的行为，往往令城市居民不能理解。城市无法融入，乡村排挤，他们最终形成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摇摆人。

三、媒介报道

媒介融合时代，农民工透过网络媒介发声，话语权有所提高。而权重较高的传统主流媒介关于农民工群像的报道情况如何？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与重构情况是否存在影响？我们将通过报道内容、数量、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报道内容

农民工报道议题多样化，但不平衡，一般有生存状态、培训与就业、权益保障、方针政策、关怀救助、违法犯罪、精神文化生活、家庭子女、流动管理等。

（二）报道数量

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报道时间相对集中、分布不均。报道数量稳中激增主要是受当时的政治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影响。一是以年份为沿革。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公民素质的提升，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人数众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传统主流媒介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与报道数量增长是必然之事。二是阶段性的政策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策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改革开放后，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现今部分城市抢人大战，实行低门槛落户政策。在政策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介对于农民工的报道数量可能存在短期激增。三是以年为时间单位来考虑。一年中1-4月、9-12月农民工新闻报道量最多，1-4月，主要是由于拖欠工资、春运、民工荒等关系到农民工权益的问题凸显。9-12月，主要是由于临近年底农民工工资结算、回家过年等信息增多。5—8月，媒体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与报道相对减少。

（三）形象塑造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大多从事制造、建筑以及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服务业工作，其群像常与脏、盗窃、道理素质低下等词语联系，一些人将城市环境卫生脏乱差、小区失窃等事件归因到外来务工人员，另外媒介对农民工负面信息夸大渲染报道，导致农民工形象遭到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占有媒介话语权的与城市资源的人口忽略农民工对城市建设贡献，片面的对农民工群象和特征进行描述和定义，不顾其真实情况和自身条件的污名化，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将农民工污名化形象进一步固化。好在传统主流媒介及时纠偏，对农民工的报道逐步回归到客观真实再现农民工形象，体现政府、社会、个人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法律援助等，对农民工的城乡文化传播者、城市建设贡献者、努力奋进者等正面形象进行重构。

四、媒介素养

农民工在传统媒介中处于被动地位，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多种信息传播服务，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群体，能否通过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来根本扭转被动局面？关于媒介素养，国内外学者解释众多，有学者用通俗的传播观念解构，谁构建了媒介信息，媒体用什么样的信息传递方式抓住受众眼球，受众如何在信息传播中如何实现差异化，媒介平台传播的信息具有什么价值取向，何为媒介传播信息目的。此处我们从媒介接触、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使用等方面进行探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互联互通，媒介素养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内涵。传统媒介素养只要求我们对媒介有大体上的宏观认知，新媒介素养要求我们除了认知媒介外，还要能够参与、使用、评价等。

（一）媒介接触

媒介融合发展，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络、手机终端等为人们提供信息服务，作为受众也有信息使用与满足的心理特定需求。从狭义观点出发，农民工媒介接触需要从地域、年龄、职业等方面考虑。一是地域方面。东部地区经济社会水平发展较高，农民工的媒介接触较为广泛；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东部落后，部分经济水平较好的农民工可能接触传统与网络多元媒介，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工由于在地条件只能接触广播、电视或电台。二是年龄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更多接触的媒介是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移动网络媒介接触较少；新生代农民工接触移动网络媒介较多。三是职业方面。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作体力消耗较大精力不足，媒介接触较少，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时间较为充裕，媒介接触较多。

（二）媒介认知

传统媒介素养要求我们对媒介有大体上的宏观认知，新媒介素养要求我们除了认知媒介外，还要能够参与、使用、评价等。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基本能识别传统媒介分类，用媒介接收信息、休闲娱乐，对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宣传教育、娱乐、广告功能比较了解，而关键的媒介舆论监督功能往往被忽略，深层媒介传播结构理解的人数更是极少。

（三）媒介评价

资讯时代信息过载，农民工受精力、时间、自身素质影响，信息接受偏向低质、泛娱乐化，如何面对海量媒介信息实现价值判断极具现实意义。媒介评价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对媒介本身是否客观反映真实世界进行评价；另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对媒介传播的信息进行积极判断、解读、处理加工与为已所用。总体来说，农民工对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能力水平仍然较差。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媒介接受反馈渠道较少，信息传播熵值较低，存在对传播系统过度肯定的假象，从而影响传播效果；网络新媒体信息过载，自媒体信息低俗、谣言多、专业性差，带来了众多不良社会影响。上述两者直接导致媒介信任度走低，农民工认为媒介只是利益群体宣传平台，不会为农民工利益发声。

（四）媒介使用

第一代农民工可能参与过广播、电台信息互动，电视新闻、报纸的参与比例较低，网络媒介使用率逐步增长；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络媒介较为频繁，休闲娱乐内容占比较高。两者存在共性：主动介入媒介信息生产的比例都不高，但当自身权益受损时，农民工使用网络媒介曝光维权的案例逐渐增多。如微博讨薪、开胸验肺、塔吊司机运用网络社交媒介协同维权要求加薪等。

农民工媒介素养总结概括：一是媒介使用不均，过度向手机与网络倾斜，传统媒介接触日渐减少，并且接触内容低质、泛娱乐化；二是缺乏信息价值判断能力，既不愿轻易相信媒介，又不能根据自身知识储备选择与解读信息；三是媒介参与意识逐步提高，当自身权益受损时，愿意通过媒介曝光监督、解决问题。

五、提升媒介素养意义

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多，其具备农民工身份互换潜质，或受农民工价值观念影响。从农民自身角度而言，提升媒介素养有利于接触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促进城乡交流融合，提升话语权，提高生存技能水平，实现终生学习等。从社会管理宏观方面而言，提升农民工媒介素养，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与法治化建设，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六、如何提升媒介素养

一是党委政府方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广播、电视、电台、网络在乡村基本全覆盖，使农业人口媒介接触容易简单。同时，通过多元媒介宣传党委政府惠民政策措施，让乡村民众觉得有媒介信息需求与满足。鼓励专业老师与志愿者走基层进工厂，向农民工讲授媒介使用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及如何理性地解读和利用媒介信息。

二是媒介管理方面。部分媒介过度追奇猎艳，价值导向不良。媒介管理人员应树立正确社会责任意识，主动关注农民工群体，客观真实再现农民工形象，从而改变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主动报道对农民工有益的政策、招工、维权咨询等信息，满足差异化需求，激发农民工媒介参与热情，进而提升媒介素养。

三是农民工方面。通过专业媒介知识培训，侧面唤醒农民工进步意识，使其从根本上彻底转变思想观念，不再单纯的将网络媒介看作娱乐悠闲，主动通过大众传媒获取有益信息与知识，提升技能素质。

参考文献：

［1］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主流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与重构——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分析样本

［3］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