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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有助于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推动传统舆论宣传阵地转型升级，其是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抓手。当前，全国各地各级主动适应舆论新生态，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探索实践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着力提高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打通党群信息沟通、连接大众“最后一公里”，更好的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各地各级行政与财政资源不同，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媒体融合标准制式。那么，如何重构策采编发流程，打造“四全媒体”（全程媒体、全员媒体、全息媒体、全效媒体），促进主流思想内容供给侧端结构性改革，让复杂多元的互联网舆论“变量”成为“增量”。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各地媒体融合的多样化路径特点，从推动媒体融合的实施思维导线入手，获得一些宏观思维上的帮助。

一是融合主体。构建融媒体采编中心，首先考虑的是融合哪些媒体？怎么融合？融媒体采编中心不外乎是整合属地内的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手机报、优质自媒体、视频等传播平台，但这其中有一个主体归属的关键问题不能忽略，究竟是融合本地文广体局、报业集团、传媒集团以及管理官方政务微博的网信办、政府办等多头主体下的媒体平台，还是本地文广体局、报业集团、传媒集团做为独立主体，进行自身内部媒体平台的融合;或者以省级媒体的拳头产品为龙头，融合市级媒体平台，打造区域概念上的一张网；另外，还有各别地方不自建平台，依托第三方企业用户优势，发挥融合传播合力。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把握媒体融合主线起始。在此基础之上，发散到构建融媒体采编中心的指导思想、顶层制度、人员编制、实施步骤等统筹规划工作。

二是服务内容。弄清融媒体采编中心整合对象，再考虑融媒体平台具备的服务功能。全局把握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站、两微一端等传播平台自身特点，重构策、采、编、发流程，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传播、多屏互动”，打造符合当前舆论生态的指挥平台、工作平台、交流平台和技术平台。

1.宣传协作导线。旗帜鲜明、导向明确，针对属地媒体平台进行符合大政方针政策的宣传管理与协作要求。宣传协作不能只顾及属地本级的方向把控与内容监管，还得从纵向与横向思维出发，考虑上级宣传部门的指导，以及重大专题宣传报道时平级宣传部门的通联协作与内容交换，从而形成地域意义上的宣传合力。

2.媒体服务导线。融媒体采编中心整合相关媒体平台，更加注重媒体从业人员、相关议题的统一调度采集，相关素材的统一汇集管理，激发内容创新，多元聚合发布。媒体服务导线思维大体上不能脱离选题指挥策划、内容采集汇聚、内容生产、内容管理、聚合发布，更多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一主轴上如何兼容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站、两微一端等媒体平台的独特属性功能，如内容采集汇聚要支持外采记者远程回传信息、新媒体编辑汇聚网络优质内容、广播电台收录信号；聚合发布是平台一键发布，还是单独建设融媒体中心APP，赋能各板块展示图文、音频等内容。

3.数据分析导线。一方面是全国热点新闻排行、行业关键热词、属地舆情、GIS地图分布情况等，用户可定制关键词，跟踪检索图表化分析舆情传播情况；另一方面是对内容传播与用户的跟踪分析，便于优化营销策略，提升新闻宣传内容质量，精准投放，创新媒体经营业态。如阅读数、点赞数、评论数等维度分析；用户年龄、身份、兴趣爱好等群像定义。

4.综合服务导线。综合服务包括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其他增值服务。

三是技术保障。实现融媒体采编中心平台功能，必须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建设融媒体终端平台并持续运维管理，保障宣传协作、媒体服务、数据分析、综合服务等平台功能顺畅运行，如用户管理、服务管理、资源管理等。同时，按照相关技术要求规范，做好物理、网络、主机、数据、应用、云上存诸等安全防护。

媒体融合历经内容上网、构建全媒体矩阵，以及现阶段的纵向深度融通。各地各级传媒集团、广电单位紧抓时代机遇、顺势而为，在规划编制管理、重构采编流程、丰富绩效考核、创新经营业态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一批符合网络传播规律、影响力强的现象级产品积极描绘新时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社会主流舆论版图不断扩张。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在媒体融合战略部署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新趋势与新问题。

一是概念之争。部分媒体受政策约束、资金短缺、人才流失等因素影响，体制机制深度壁垒难以破除，改革仍旧流于表面；还有部分媒体融合完成规定动作之外，在内部资源融合基础上进行自选动作，如传媒集团内部媒体平台的分级定性（时政、生活、娱乐，老中青等）。上述两类媒体融合需要注意的是，是否重构采编流程、提供综合服务，还是融媒体平台各部门单独进行内容生产、最终聚合发布。属地媒体加减法直接导致了“一块牌子，各自为阵”。另外，部分单位将现象级产品的传播量、阅读数、覆盖面，侧重人工智能、VR等新技术运用作为媒体融合的考核指标，忽略融媒体平台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大众，重构采编机制，对媒体渠道、内容生产、聚合分发、经营管理、综合服务的再造提档，单纯以结果为导向的内在动因更加巩固了表面融合这一形势；还有一部分人调侃，“融媒体平台不建不行，建了没用。融媒体大屏只在领导视察使用，其余时间就闲置”。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根本不重视媒体融合，但比较认同媒体融合传播。

二是阵地主导。有的地方媒体融合嵌入第三方平台，在行业规范未出台之前，借船出海也可以说是一种实践举措，但其中有两个延伸性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哪里,党和政府的声音就在哪里，商业平台有用户优势，媒体融合依托第三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不过这与做大做强自建舆论平台，牢牢把握社会主流舆论阵地主导权相冲突；另一方面，部分融媒体中心极力倡导自建平台，又存在app用户量较少的尴尬局面，聚合发布是内容聚合到融媒体APP，还是一键分发到商业网站平台，或者两者兼顾？需要思辨的是，媒体融合的服务对象是谁？媒体融合是否加剧了互联网所有权集中化，还是导致了互联网上的阶层分化。

三是定位困惑。媒体单位是机关性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与内容“两张皮”问题长期共存，影响媒体融合。完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有利于激发内部活力，促进媒体融合；另外，媒体融合的方向定位究竟是技术化平台，还是内容化平台？社会舆论阵地转型升级，融媒体平台利用新技术，实现全网统一调度、扁平化管理、互动化交流，基于用户行为与需求跟踪反馈形成“数据思维”工作模式；融媒体中心的党建、政务资讯、公共便民等综合服务，是正在开发的政务“蓝海”市场，其有助于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社会综治能力。如果我们将融媒体中心单一的定位成技术化平台或内容化平台，无论结果怎样，都是不客观的。

四是双向扶持。媒体融合是国家重要战略部署，有政治推进和市场机制的大环境支持，考虑到体制容错阀值，缺乏激励机制，主导者顾及责任风险，媒体融合进程相对缓慢。与此同时，媒体融合需要大量技术研发、管理维护投入，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纾困只是杯水车薪。首先，传统媒体广告收入减少，面临资金短缺压力，部分传媒集团为了平衡结构性收入风险，纷纷投资酒店、文创产业，从而降低内容收入占比；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特有属性，社会资本无法进入，导致融资困难。有媒体分化内容部门，专门成立技术公司解决融资问题，但也无法摆脱困境。最后，媒体融合技术开发、后期维护等投入巨大。部分媒体单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解决问题，如果本单位培养技术团队，结果往往力不从心。

五是绩效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制系，充分发挥绩效管理“指挥棒”作用，有利于解决媒体平台部门相互掣肘、人才流失、缺少差异化优质内容等问题。部分媒体考评手段灵活多元，如事业编制与企业编制同工同酬、坚持新闻稿件移动端优先、提升新媒体稿件评分比重、要求采编人员发布传统新闻的同时必须发布新媒体信息等。

六是技术伦理。传播生态重构，媒介边界消失，人工智能、算法分析、区块链、场景新闻等越来越多新技术在媒体融合传播中应用，如何找寻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对于实现正面价值和内容差异化显得尤为重要。如媒体利用大数据时需要保护用户隐私与网络信息安全，相关立法应考虑用户数据安全防护的同时，兼顾企业创新研究发展的安全操作空间；人工智能内容生产与责任主体追认的辩论；区块链应用对于新闻版权的保护，以及网络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短视频不应该片面强调内容变现，忽略了巨大流量中的公共产品塑造。